摘要：时间因素是诸多重要影响因素的一种，对时间因素的考量，宜于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来指导警察的武器使用裁量，但不得过于机械地硬性规定，以免限制警察在特殊情况下的合理裁量。 ...
自记过之日起一年内不得晋级、升职或调任主管职务。
[55]但涉及内部组织人事管理的规章，可不必经过公告评论程序。但它也像是一种机构间就某项公共政策目标而形成的固定协调机制，是某种类组织化的行政协调程序，因为该团的委员会成员都是已有的行政机构。
而美国的组织法定主义实践则是另一个极端，无法律授权，即实质构成了内务管理上的违法越权，尽管不涉及相对人权利保护问题。根据1954年《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肯尼迪总统发布第10924号执行命令，在美国国务院中创设了和平队（Peace Corps）.因为具备法律授权基础，这种情形下总统设置的机构可以是具有对外职能和独立法律地位的行政组织。这是因为，德国法发展的、原本只是为了解决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之争的国家法人说，不得不在第二帝国建立后面对德国的国家本质以及帝国和各邦国的关系问题。本案因此长期作为支持独立管制委员会合宪地位的首要先例。最后，标题5的附录（Appendix）列入了三部未被汇编的立法以及国会已经批准的各行政重组计划，分别是《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总调查官法》和《政府伦理法》。
尽管国会最终没有把这项责任交给美国任何一家法院，但法院认为这不会改变这项职能的司法本质。国会甚至可以创造更多的执法机构进一步分解执法责任。【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生。
（一）官职设置：英王特权、公职名单（civil list）与英王独立性理论 普通法中，尽管英国议会对于官职的设置并非毫无监督权可言，但设置官职基本上是英王的特权。实际上，一些研究者至今仍将组织设置权的本质理解为国会所分享的执行职能。[18]对此，一个纽约人这样解释为何本应该是权利保护者的英国议会竟通过损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印花税法》：议会中的军职议员不过就是我们伟大杂耍师手中的扯线木偶。第二部分《公务员职能和责任》（Civil Service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创设负责政府人事管理的各专门行政机构和官职，具体规定了其权限。
[59]为了解决当事人的具体争讼，法院有时必须附带地对涉案机构的组织法地位和性质做出判断。实际上，在宪法第二条对总统执行权的规定中，才明确了被任命的公共部长和其他所有官员必须是法律创设的（established by law）的规范要求。
比如，由于每年因欺骗、浪费、滥用造成了数额巨大的无效开支，国会为推动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改革，于1990年通过了《总财务官法》（Chief Financial Officers Act）。因此，很难想象宪法这样规定是一种没有理性考虑的随意之笔。同时，国会也就合宪地创造了一个议会制共和国，除了少数宪法明确授予总统的执行权，作为法律的官员，所有的行政权都可设置成独立于总统而直接对议会负责了。[16]所以表面上，英王的行为并未脱离议会的控制，仍保留着古代宪法的形式，但实际上他通过上述手段已经腐蚀了英国议会。
[25]毕竟，对立宪者而言，他们也不大可能想再复制一个他们通过革命才推翻的执行权体制。执行权在总统职位上的集中，恰好是宪法对之前《邦联条例》中导致执行责任弱化的委员会行政模式的明确修正。布莱克斯通举例说，尽管亨利四世（1553—1610）通过英王的特许状（letters patent）创设了一个负责测量织物的新官署，但由于附有新的费用，创设该官署的特许状最终被议会撤销并宣告无效。此外，与下述案例不同的是，法院并未宣告立法规定Amtrak不是政府机构的条款违宪，而是承认这类条款将政府企业豁免于一般政府机构的特定权力义务的合宪性。
总统经授权实施重组，其重组计划经过国会审查、批准始得生效。[20] 这种滥用执行特权导致政治腐败（corruption）进而颠覆英国宪法的认识，导致了美国独立革命中充斥着对英王及其执行权的反抗情绪。
尽管立法并未规定SEC 的委员享有免职保护，而只规定任期为5年，但法院主张，根据判例法，总统对官员的免职权是否应受到国会立法的约束，取决于相关组织职能的性质。为实现职能（Functions），法律才进一步规定机构可以行使的具体权力（powers）。
[39]施特劳斯教授也认为，不论国会如何运用自己设置官职的权力，它都必须保证总统能够作为负政治责任的机关制约国会。首先，通过分权制衡，防止执行权腐蚀国家的古典政治理念是其肇端。而这种责任性价值本身可能就是宪法文本以及立宪者最初所追寻的。以往我们对组织法定原则的认识仅仅基于对大陆法系的研究，而对美国行政法的理解又偏重其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问题，本文则试图同时补正对上述两个主题的认识。这一理论已经被下级法院应用到了分析存在类似立法模糊性的执法机构，其主要官员是否具备免职保护的案件中。总统也就无法确保其能忠实地执行法律。
[48]通常，为实施宪法授予国会的各项权力，国会制定了针对相对人的特定作用法规范。他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英王之下的官职（office），必然同时伴随着荣誉（honour）。
但是，仅从列举国会权限的宪法第一条中，并不能得出行政组织的设置权专属于国会的结论。最具创见性的反对意见是莱斯格（Lessig）和桑斯坦（Simstein）教授的四权分立理论。
多元主义对能够达成双赢充满了天真，但其实它要么只是给出了一个回避困难的决策，要么就是留下一堆模糊。可见，政府创造了 Amtrak，规定其任务，监督着它运作的细节和年度预算。
原告主张该双层免职保护机制使得执法活动在组织上完全与总统隔离，违反了宪法的分权原则。所以荣誉和官职在本质上是可互换的。宪法第二条的三个条款对于理解执行分支内部的法律关系至关重要。[11] 但在当时的18世纪，英国议会并不会逐项审查英王设置的官职是否产生了新的开支。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比如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NHTSA）的组织规章，引用的制规授权依据就是国会创设该机构的组织立法以及交通部制定的向其委代职权的组织规章，并未再引用行政程序法。
但这种内部机制还是规定了官员在该机制中的具体职责，而规定官员的职责似乎应该是国会的权力，且尽管不是对外的职责，在某些政策协调机制中扮演某种角色却可能影响部门行政决定的最终结果。比如，法律授权美国太空署（NASA）一项财产管理方面的权力，就是通过合同或者其他方法为在其设施内工作的雇员提供自助餐厅服务和其他必要的设施，并因此购买和维护其中的设备。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Chief Justice Roberts）传达了最高法院的意见：正如麦迪逊所说，总统的执行权必然包括任命、控制和监督那些执法者的权力。革命中形成的议会至上的趋势，导致各州的州长变成了完全听命于州议会、几乎没有能力控制社会局势的人。
弗吉尼亚州代表George Mason 的评论表达了对美国重蹈英国议会腐败覆辙的担忧。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列举的各项国会权力中，只有建立邮政办公室与邮路与行政组织的创设有关，以及从授权国会为法律的执行制定所有必要和适当立法的必要与适当条款，可以合理推论出作为执法的必要手段，国会有权创设行政组织。该法决定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创设一个管理副主任职位，并建立一个由审计官领导的联邦财政管理办公室，并且在每一个联邦政府的执行部门和执行机构指定一个总财务官，并规定了各个官职的任免、职责和权限，以改善审计、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系统，确保可靠的财务信息以防止对联邦资源的欺诈、浪费等。[46] 更常见的组织立法是针对特定联邦官职、特定联邦行政机构的组织法案以及针对联邦行政组织中人事管理、薪酬等各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问题的组织立法。
[64] 同理，在本案中，最高法院也认为，在宪法分权条款的意义上，立法对于组织法律地位的规定不具有终局效力。[2]我国行政法学界现今也普遍认为行政组织应当以立法规定，但在我国的语境下，这种主张则被视作形式主义法治的表现。
但是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这一认定。原告是1948年《战争声索法》（War Claims Act）创设的战争声索委员会（War Claims Commission）的前任委员。
他认为表面上权力似乎被法律逐渐削弱的英王，就是通过创造并任命更多的官职导致了腐败遍布英国的每个乡镇。由于国会无权执法，随之需要创设执行该作用法的特定行政机构。
